在許多人眼里，“自由市場”似乎與“環(huán)境保護”格格不入，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兩個話題。一提到“自由市場”，許多人的腦海里便涌現出“貪婪資本家”的形象。的確，經濟學對于市場參與者的其中一個關鍵假設就是“人自私自利”特性。有意思的是，正是因為這點，才使得自由市場能夠比行政機制——這只自上而下“有形的手”，更有效地保護環(huán)境。

“當每個人行事時，他想要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但一只無形的手將最終帶來一種個人預料不到的結果……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 亞當·斯密《國富論》

這是亞當斯密在兩百年前為人們留下最偉大的洞見之一。環(huán)境問題的本質，事實上是一個財產權的問題。不妨想想，為什么野生動物相比寵物、家禽、家畜更容易瀕臨滅絕？為什么“公共廁所”比家里的洗手間要臟？究竟塑料袋和紙袋哪個更環(huán)保？為什么人們會擔心樹木被砍光？還有，是什么導致了空氣污染如此嚴重？

完全的“公有”或者是“政府所有”的對象（比如文物、土地、水資源、野生動物、公共廁所、森林等等），事實上是造成環(huán)境破壞的主因。這里說的“公有（政府所有）”實際上是更像是“無主的”。假如一片草原上居住著若干個牧羊人，而這片草原并沒有主人，所有牧羊人都可以在這片草原上放牧。其結果就是所有牧羊人都傾向于毫無節(jié)制地放任自己的羊吃草。因為如果不這么做，其他牧羊人就會把草用光。這種競爭性的“浪費資源”，事實上就是由公地悲劇(Tragedy of Commons)造成的。關于牧羊人每個人的回報，我們可以假設一個簡單的單次博弈：

學過博弈論的朋友不難發(fā)現，這個博弈的納什均衡實際上是（1，1）即所有人都放任自己的羊吃草。因為，如果別人選擇節(jié)制的同時我也選擇節(jié)制，我只會得到2的回報，所以此時我會選擇回報是10的放任；而如果別人選擇放任，則對我來說同樣選擇放任，因為此時放任的回報是1。所以每個牧羊人在這個博弈中，都傾向選擇放任自己的羊吃草。

這里不是試圖否定在多次博弈或者牧羊人充分交流后會產生合作和秩序的可能性。筆者只是試圖說明公地悲劇所造成的低效和資源浪費。

那么建立在私有產權之上的自由市場如何保護環(huán)境？

私有產權是自由市場運作的基礎。市場過程是一個人們自愿交換的過程，這個交換的對象是人們的私有財產，比如我用我的5元錢買你的一瓶水。如今，許多環(huán)境保護主義者都認為紙制袋比塑料袋要環(huán)保（塑料很難被降解）。假設這個情況屬實，那么在自由市場的情況下會怎么樣呢？人們去超市購物還會傾向選擇塑料袋嗎？

假如我買了一塊地，并且成立了一個上門回收垃圾的公司�；厥諄淼睦�圾會被存放在我的土地上。這時我當然會傾向接受紙制品垃圾，而不是塑料制品垃圾。因為塑料制品垃圾會污染土地，這很可能使我的土地價值遭受損失。作為一名唯利是圖的“貪婪資本家”，我接受塑料制品垃圾的條件很可能是：要我回收塑料垃圾可以，但你得付出更高的價格，以彌補我的土地被污染所造成的損失（亦或者，要我收購塑料垃圾可以，但相比于紙制品垃圾，我只愿意付更低的價格）。

這就造成了消費者選擇塑料袋的成本高于紙制袋，所以此時人們在超市使用購物袋時，自然也會傾向選擇紙制購物袋。

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一個參與的個體是出于純粹的“保護環(huán)境”意圖。而事實上，在這個“人人以一己私利出發(fā)”的過程中（回收公司因為不想其土地價值遭受損害，消費者因為更高昂的成本從而放棄塑料袋），其結果恰恰起到了“環(huán)保”的效果。

那萬一那些環(huán)境保護主義者是錯的呢？即紙袋事實上不比塑料袋更加環(huán)保呢？這需要從森林資源說起。

如今許多國家，森林資源大多是政府所有。比如在加拿大，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森林資源都是由政府所有的（Crown Land）。“政府所有”事實上跟“公司所有”有著本質的不同，雖然其參與個體都是“人”。“政府所有”實際上更多時候是“無主的”或是公有的。從理論上來說，行政官員并不能通過販賣這些政府的資源（資產）從而獲得好處，因為行政官員并不是政府的權益持有人。而公司的所有者卻會時刻關注著公司所有的資產，因為這關乎他們的權益。

在一些國家，擁有森林資源的土地不是以出售的方式賣給私人公司，而是以某些“租賃”的形式出租給私有的伐木公司。這些公司拿到這些資源后，并不會傾向保護這些森林（可再生），而是更傾向于類似上文所說的競爭性濫用這些資源。

試想一下，如果伐木公司擁有的僅僅是這片森林二十年的使用權，伐木公司憑什么還需要小心地保護它的可再生性？而如果這片森林是公司的完全私有財產，公司當然會傾向于對它的可再生性的保護,因為可再生性關乎到這片森林（土地）的凈現值（Net Present Value）。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是一片可再生性完好的森林土地的價格更高，還是一片被砍伐至“寸草不生”的土地價格更高呢？

之所以現在存在許多關于塑料袋和紙制袋環(huán)保性的爭論，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正是源于生產要素（土地，服務，監(jiān)管）非市場化（非私有化）的結果。行政機制在垃圾回收和森林資源背后的攪動，導致了這些行業(yè)的價格機制失靈，這也就造成了很多時候客觀會計成本被錯誤地計算，于是對環(huán)境的破壞程度的估算也就變得十分困難。

如今，各國政府的一大職能就是“保護私有財產”。而在環(huán)境污染問題上，各國政府卻一直朝著限制，禁止和收稅(庇古稅)的方向走。

目前在治理環(huán)境污染的過程中，政府主要是試圖限制和禁止污染物的排放。事實上，限制和禁止很多時候會造成這些行政官員的權力尋租，導致在環(huán)保問題上的腐敗。并且，由于行政過程對行業(yè)特性的系統性無知，也導致了政府并不能夠很好的把握：該限制多少？該禁止哪些？所以這條路是否最終能通往“環(huán)保”的目的，是值得思考和注意的。

再說庇古稅，庇古最早提出這種對負外部性征稅（使得交易雙方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一致）的時候，其實也強調過估算負外部性（污染）的具體社會成本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而本身由稅收到再分配的過程中，也一樣會出現尋租的問題。

其實自由市場，或者說是私有財產制度，給污染問題已經提供了一條靠譜的出路。在1820-1830年期間，英國和美國就出現不少受害者狀告工廠污染排放的先例。而那時的法院也受理此類的案件。在美國，曾今有一位老太太就因為附近的工廠排放了污染物，導致其曬在屋外的衣服變臟于是將這個工廠告上法院，并且法院判決工廠支付老太太應有的賠償。但可悲的是，后來大多數時候法院都以“保障共同利益”為借口，選擇不受理這類訴訟。

許多人認為現在工廠這么多，污染物這么復雜，追溯污染源真的行的通嗎？其實很多看似毫無頭緒的刑事案件，現在運用先進刑偵手段技術也一樣可以找出罪犯，比如通過精液、唾液、毛發(fā)留下的DNA，這在以前是根本無法想象的。之所以現在在環(huán)境污染方面我們很難想象去追溯源頭，正是因為我們幾乎沒有想過這樣做，也很少認真地這樣做過。還有一些人認為，現在城市里的汽車這么多，尾氣排放造成污染，如果我們需要狀告污染源，是否需要將所有的車主告上法庭？其實如果道路是私有的，我們只需要狀告道路的所有者（就像如果手機電池出現問題，我們不找電池生產商，而找手機生產商一樣），而道路的所有者，便會將這些成本轉嫁到道路的使用者（車主）身上。

現在許多西方國家也在研究一些解決污染的市場機制。比如由專業(yè)人員對污染排放量設定上限（比如1000噸碳排放量），之后對污染排放權進行公開拍賣，價高者得。且不說這“合理的上限”能否被真實合理地估算，這種問題始終面臨著“再分配”問題。排放權拍賣之后的所得，該用去哪里？該怎么用？離開了市場，離開了價格機制，任何“分配”都很難做到高效和合理。

亞當斯密筆下的自由市場——那只“無形的手”，其實就是建立在私有產權制度上的誘因機制。人只有在面臨關乎自己財產的得失時，才會做出小心、謹慎甚至是富有遠見的選擇。這不僅僅是造就市場本身高效的原因，更是通往“環(huán)保”的唯一一條光明之路。

（作者系人文經濟學會特約研究員）